陈曼生与紫砂壶（一）

       明清，不少文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和煎熬，使得文人在抒志和用才的层面上要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当中有一批人以“把玩”古玩、书画、戏剧、家具等求得积极和相对稳定的生活和闲适的心态。这种状态不但体现出了文人风雅生活的根源所在，也体现出他们在无奈的取舍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清代学者陈曼生。

         陈鸿寿（1768-1822），字颂，又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嘉庆六年（1801）三十四岁时拔贡，其间做过溧阳知县，卒于道光二年（1822），享年五十五岁。在陈曼生的仕途和文人生涯中，在溧阳任知县是其最为得意的一段人生，陈曼生的所谓风雅逸事也由此发端并日见精彩。

       溧阳与宜兴相邻，由于饮茶习俗的改变，于明代兴起的宜兴紫砂壶名声大振。入清以来，宜兴紫砂壶发展已相当成熟，不少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工商巨贾纷至沓来。陈曼生以其书画金石之功力，结交制壶名匠杨彭年等人，又加上文人墨客、同僚幕客共同“传唱”、“把玩”，使陈曼生的制壶生涯达到顶峰，其设计的多种紫砂壶式被通称为“曼生十八式”。

       陈曼生为官“廉明勇敢，卓著循声，创文学、修邑志、办赈之善，为大江南北最”（《墨林今话》卷十）。其在溧阳任上政绩显著，可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曼生为官并没有失去文人的个性和趣味，而是在为官之余，仍保存其独特的个性及艺术家的天趣。陈曼生喜欢画的一幅《秋菊茶壶图》中有一段题跋：“茶已熟，菊正开，赏秋人，来不来”，读来令人想起陈曼生的幽默风趣，不但是一位没有官气的小官僚，还是一位妙趣横生的文人。曼生曾云：“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陈曼生凭借其天资豪爽、意趣纵生的天赋，“心摹手追，几乎得其神骏”，往往随意挥洒，自然天成，使所绘、所写、所做“不为蹊径所缚”，只是表现得天趣横生、妙手天成而已。但曼生的才华和书画功底真正发挥得淋漓尽致是在与杨彭年结交之后。

       杨彭年在宜兴的紫砂壶工匠中并不是最出色的，仅仅是一名工匠而已，但杨彭年的制壶、练泥的技术一旦为陈曼生所用，却产生了杰出的紫砂茶壶杰作，这种结合不是强强联手，而是趣味相投，其产生的艺术创造力也不是两人原本的艺术功底可以比拟。这是一种奇迹，不是所有书画艺术家和陶艺家的结合都可以表现得如此出类拔萃。在他们结合之前，宜兴紫砂壶充其量也就是和其它陶瓷产品一样，是工匠手中出来的工艺品而已。乾隆时期，皇家在宜兴定烧紫砂器，在壶上施绘琺瑯彩，虽用心良苦，并没有把宜兴紫砂壶送进艺术殿堂，反有画蛇添足之感，在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历史中昙花一现。那么，为什么陈曼生和杨彭年的结合会使宜兴紫砂壶成为追求清新自然、朴实无华、得之天趣的士大夫及文人阶层所喜欢的紫砂壶艺术品呢？陈曼生以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结合其人生阅历并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取诸自然现象、器物形态、古器文玩等精心设计紫砂茶壶。同时他还十分崇尚质朴简练的艺术风格，他所设计的紫砂茗壶力求在“简”字上做文章，绘画题诗，简约隽永，文切意远、耐人寻味：融造型、文学、绘画、书法、篆刻于一壶。壶腹上镌刻山水花鸟，使清雅素净的紫砂茗壶平添几分诗情画意，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文人制壶超越简单的茶具功能，成为紫玉金砂与书画翰墨的结晶。

（本文摘自严克勤文章：《志于道 游于艺——陈曼生与紫砂壶》）